出國讀書後,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去解釋台灣和大陸的不同

頂多遇到被洗腦的大陸人說"台灣算什麼國家"這種冷言冷語罷了

但當課程進行到此,我覺得台灣在國際間的地位甚低,多半是因為政治因素吧

但我要查國家的各種分析資料,財政情形等等,找了WHO的年度報告,卻找不到這類的資訊

因為台灣不是WHO和UN的會員國,我去找所長詢問這相關的資訊,他竟然沒有料想這樣的情形,所以他建議我去找National Health Account看是否可以找到這些資料,但NHA的統計資料是由WHO所收集的,當然沒有看到台灣

一百九十一個國家裡(2000年),多少是那種跟本就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國家,多少國家比台灣落後,貧窮,但他們都是會員國...而且WHO或是其他的NGOs投入許多的人力物力在改善這些國家的問題

相較這些國家而言,台灣在某些健康問題的確是沒有那麼嚴重,但不代表我們就不被重視或是我們在國際間是這樣的沒有地位,或是"故意"被忽略??

老師們都在討論貧窮國家的資源,性別,環境等等不平等,但對我而言,這是怎樣一個不公平的態度,來看待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,我們連WHO,UN都無法加入....許多人都說台灣沒有什麼國際觀,但我不這樣認為,如果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改變,我們所接受的待遇有所提昇,我相信,在討論台灣有沒有國際觀之前,要先看我們國家的情勢吧

台灣不是個仰賴過去資源生存的國家,我們一直在發展成長,從發展中變成先進國家,我們許多產業在世界聞名,卻不能改變我們國家在國際之間的地位

總部位於桃園的瑞健集團,由瑞典人孫羅傑於1989年在台灣創立,研發生產如筆型注射器、藥物輸送系統等高級醫療器材,產品全部外銷。目前全球僅有3家公司有能力生產類似產品,瑞健即為其中佼佼者。

早已在台灣生根、明年還將擴建新廠的瑞健集團所擁有的全球競爭力,來自於台灣無可比擬的生產優勢。

若單純以薪資論,台灣的人力成本並不低,但在以國際各大藥廠為客戶、講求高精密度與符合客戶特殊產品需求的高級醫療器材領域,「台灣擁有大批優秀的工程師與工人,可以生產出更高品質的產品。」高福曼說,台灣還具有完整、品質穩定的塑膠、機械零件供應鏈,方便瑞健研發各種生產機具,以滿足市場、客戶的特殊需求。

優良的創業環境

對許多外籍人士而言,台灣活力十足的創業環境也令他們印象深刻。

高福曼表示,台灣整體商業環境充滿機會,「黑手變頭家」的故事時有可聞,當初瑞健創辦人孫羅傑就是因為在家鄉瑞典看到到處都是「Made in Taiwan」的商品,十分好奇而遠渡重洋來一探究竟,之後買了好幾箱台灣產品準備回鄉創業。但幾經思量,覺得若要創業,台灣是遠比瑞典更適合的地方。「台灣是個讓人可以成就一番事業的地方,」高福曼形容。

「台灣的法規清楚、穩定,又有完善的勞健保制度,很有安全感,是瑞健持續吸引外籍人才的有利條件,」高福曼說。

另一位外籍人才、來自宏都拉斯的安奎樂也很讚許台灣的生產優勢。他7年前來台,在政大取得企管碩士學位之後,進入總公司位於南投的優肯科技負責國際行銷業務,對於這家生產各種橡膠測試儀器的本土公司,憑著優異品質在國際市場上佔有領先地位,留下了深刻印象,也學到了一身本領。

今年,他進一步利用自己在國際市場開發方面的長才,結合台灣本土供應商,與人合夥開設貿易公司,自己創業當起了老闆,為台灣的外國人創業故事再添一筆。

好山好水好生活

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升格當老闆之外,安奎樂今年也與相戀兩年的台灣女友結婚,正式成為台灣女婿。在美國、西班牙等國皆有工作與生活經驗的安奎樂,稱讚台灣社會穩定、治安良好,民眾對外國人十分友善,是吸引他長住的重要原因。

「雖然中小企業給外籍經理的薪資無法與星、港相比,但台灣的物價相對也低,自然環境優美,有山有水,整體生活品質其實很不錯,」安奎樂說。

居民的平均素養也是台灣的另一個優勢。

今年初,一位曾來台做研究的美籍自由撰稿者朱莉亞羅絲,以「我在台北學到的垃圾功課」為題,投書「華盛頓郵報」,引起了廣泛迴響。

羅絲說,她剛來台北木柵時,就被此地倒垃圾的「儀式」迷住了──為了垃圾不落地政策,社區居民在垃圾車快來時會全員出動,排隊倒垃圾,順便寒暄兩句,交流一番。而且垃圾要做好分類,丟越多花費越高(隨袋徵收),還有房東太太會幫初來乍到的外籍房客做分類,順便叮嚀一下,「糖別吃太多,要多吃水果!」

有過多國生活經驗的羅絲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說,台灣是「傳統中國、日本和美國文化的綜合體,很有趣,而且人民非常、非常友善。我從來沒有在別的國家如此自在。」

看看別人,想想自己

這種文化素質,也表現在台灣與星、港生活經驗的對比上。

一位不願具名、曾在兩地工作多年的台籍經理人覺得,在香港工作一切公事公辦,不容易交朋友,而新加坡的國際宣傳形象與實際情況也有落差。一離開特定觀光區,餐廳與商店的服務態度立刻走樣,各機構處理基層民眾事務的手續繁雜、效率不彰,令他頗為訝異。

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雖然品質優異,但機會只開放給少數菁英份子,畢業後則延攬入公職服務。至於大多數人則從國中開始就被編入二流等級,與政府鉅額的教育投資無緣,也連帶使得新加坡的民間人才庫不足,必須靠積極吸引外籍人才來填補。

當然,台灣的缺點也不少,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。高福曼就以瑞健的實務經驗提出,一般來說,只要公司制度上軌道,台灣政府對外籍人才來台就業的審核不算繁瑣,唯獨對於剛畢業、未能擁有2年以上專業資歷的外國人就有所限制。

「但有些優秀人才,如果不趕緊把握,一旦他轉往別國就業,日後要來台灣工作的機率就大大降低了,」高福曼說。

安奎樂則以他來台初期的經驗指出,台灣企業的人資系統在協助外籍人士上還有很多努力空間,尤其是在生活協助與職業訓練方面,還可以多加強。

看來,要讓外籍人才覺得「賓至如歸」,對各國都是嚴厲挑戰。台灣要做的第一步,還是建立共識,瞭解這些外國朋友對我國發展的重要性,以誠相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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